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短短两三年里，因孩子无法进入校园而来到咨询室里的家庭明显增多。

从小学生到高中生，每个年级段的孩子都有。

这些孩子多数都从精神科领到一些抑郁、焦虑，还有些许强迫的标签。

粗略总结一下，这两、三年里，面对这些焦虑的家庭或者主要是焦虑的父母们，我说得最多的安抚性的话语就是：“我记得在我的孩子两、三岁的时候，他一发烧，我就急得团团转，我妈妈就很淡定温和地安慰我说‘老人们传言，小孩子发烧一次，就会变聪明一点，就会长大一截。老天爷就是这么定的，孩子不生病就没办法真正长大’。

有时还会再多安抚一点：“如果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必须要经历一些挫折的话，那么小学阶段出状况总比初中时出好吧，初中出了总比到高中再出好吧，高中出了当然比上大学后再出好，大学阶段出了呢，又好过进入社会后才出现要好一些。总之越早出现，父母就越有更多的机会陪伴孩子度过这个阶段，越早出现，孩子的免疫力就会越增强。”

这些安抚的话语，通常还是能起到一些缓冲父母的紧张焦虑作用的。

当然，对于家长们众口一词的急切询问：“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上学？”

我只能老实地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所以，在伴随家庭一起进入咨询室的焦虑的氛围中，我不断告诫自己：“耐心一点，你必须要先稳住，要慢慢等待阻碍这个家庭继续前行的暗礁浮出水面，在家庭成员还看不真切的时候（其实这个时候咨询师往往也看不真切），不妨就让子弹飞一会儿，陪着这个家庭绕着这块礁石再漂流一会儿。”

和一个个家庭一路走下来，百感交集。

体会到最深切的感受是——

比如会不时被家庭中比较强势的父母一方指责质疑，除了对方很急切想让孩子尽快回归校园外，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，他们是咨询费的付费方，他们有权理直气壮要求咨询师“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”。

再比如，最终咨询关系结束时，那个承担“索引”功能的孩子决定不去上学了。这个时候父母虽然理性上能坦然接受，但感情上仍难掩深深的落寞和无力，就如一对矛盾重重的夫妻经过一段的婚姻咨询后，最终比较理性地选择分开，也仍然不会在接过离婚证的那一刻像领结婚证时一样兴高采烈。

在这样的情景下，哪怕咨询过程完全符合伦理原则，咨询师仍会难逃人之常情地心怀内疚。虽然从一开始工作时，咨询师就“先小人后君子”地告诉父母“让孩子上学无法成为一个咨询目标。”

可是，我还是要说，在这些风险及不确定性中，依旧能收获很多的欣慰与感动，而后者带给咨询师的成就感与职业获得感远远大于前者。

我面前坐着一家三口，一对焦虑的父母和一个已休学在家整整一个学期的高二女孩。

女孩的外形超越年龄地成熟，衣着打扮非常地成人化，言行举止似乎也比同龄人要老道许多。

她回头看了爸爸一眼，直接地问：“你会怎么样？”

我不等爸爸开口，继续缠住她：“我现在想知道以你对爸爸的了解，你觉得当他知道妈妈在和另一个男人暧昧地聊天或者交往，他会怎么样？”

这个时候父母明显都有点紧张，不知所措，妈妈还瞟了爸爸一眼。

女孩说：“他可能会崩溃了吧，会不会喝药自杀了？我觉得这是他这种典型直男性格的人会做的，他的处事风格就是这样。

不过，以我对我妈的了解，她肯定做不出那样的事，她能天天埋怨，天天给亲朋好友诉苦都不会去做那样的事。

我倒吸一口气：“啊，爸爸会喝药自杀？这么严重啊？好悬哪，幸亏只是我一个无厘头的假设，现在我收回这个假设，否则后果太可怕了。当然，你也说了，你非常确信你妈妈不会做这样的事。”

我继续把目光投向她：“可是，我是说虽然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你家里，但在有些家庭真的会发生，假设你同学的妈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你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，她的爸爸会怎么防呢？”

女孩的回答依旧很干脆：“那还能怎么防？让她爸改改对家庭不担当的毛病呗。老婆都要跟别人跑了，再不担当不是傻吗？挣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？”

我继续很谦虚地请教她：“古话说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这毛病好改吗？我们这样的国度自古以来在某些时代还特别崇尚大男子主义，源远流长地，似乎也不那么好改吧？”

她气哼哼地说：“什么江山易改禀性难移？全是自己把自己惯的，地板脏了，主动去擦一下地，这么简单一个行为既锻炼了自己的身体，又能让老婆开心，有那么难吗？”

我心悦诚服地点点头：“哦，原来一个男人要哄老婆开心就是这么简单呀，我这还有一对正在做婚姻咨询的夫妻呢，其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妻子总抱怨丈夫不做家务，我下次见那对夫妻时要试着告诉他们一下，谢谢你给我的启发啊。”

女孩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我想那个笑里面有很多的同情和不屑，它的潜台词是：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，你怎么给人做心理咨询呢？”